by Malcolm Torry | Aug 26, 2021 | Chinese, Featured, News, Research
From the 24th May to the 24th August 2021 four Chinese students undertook internships with BIEN. They attended a five day introductory course about Basic Income and the global Basic Income debate, translated pages and posts on the BIEN website into Chinese, summarised in English relevant documents in Chinese, constructed individual Basic Income schemes for China and worked together to create a joint Basic Income scheme, completed individual projects that connected what they had learnt about Basic Income with the subjects of their degrees, and attended the BIEN congress. it was a pleasure to be able to work with such intelligent and motivated students.
The translations of pages and posts on the BIEN website into Chinese can be found here;
summaries in English of relevant documents in Chinese here;
and the Basic Income scheme for China that the students created together is here.
The students’ final individual projects are listed here:
Our thanks to Amanda, Sherry, Qihao and Joey for working with BIEN; to Dr. Furui Cheng, Tyler Prochazka, Li-Hsin Leen, Dr. Leah Hamilton,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for assistance with the introductory course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internship programme; and to the Global Cultural Adventurers organisation for finding such intelligent and committed students for us to work with.
by Tyler Prochazka | Aug 25, 2021 | Chinese
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台灣避免重大的本土 COVID 疫情的爆發，不過台灣在 5 月經歷了恐慌，出現了數百個病例。由於一夜之間數以百萬計的工作崗位不穩定，這將普發現金的措施帶到了台灣政治辯論的前沿。
在此背景下，UBI Taiwan 於 8 月 15 日舉辦了首次線上基本收入高峰會，邀請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運動人士以及政治人物來討論疫情期間的基本收入狀況。
韓國京畿道知事李在明在高峰會開幕時指出了基本收入運動對於韓國和台灣的重要性。李現正參選韓國總統競選初期的領先地位。由於他的社會福利的政見，他被稱為『韓國的桑德斯』。
「當世界正在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時，基本收入作為面臨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的最理性和準備措施」李說。
作為城南市前市長，李實行了一項青年基本收入計畫，該計畫讓該市所有 24 歲的青年每季度獲得地方貨幣。該計畫說明地方貨幣可以改善該地區的小型企業活動。後來當他成為知事時，他將該計畫擴展到了全省。
Kim Kyeong Soo 是京畿道政府願景規劃師的管理人。他也是青年基本收入計畫的規劃者。
「我們所做的是實現年輕人的基本社會權利而保障年輕人的權利」Kim 說。
青年基本收入是 COVID 危機期間的一個有用模型，因為省政府能夠在經濟衰退期間迅速擴大該計畫以包括該省的所有居民。
Kim 還討論了他們如何在疫情期間增加不同的社會福利項目，以及在全國範圍內推動基本收入的計畫。
「我們將地方貨幣的設計成只能在年銷售額在 12 億韓元以下的商店中可以用，這樣才能真正振興真正的胡同經濟的小企業主」Kim 說。
韓國基本收入網的成員 Mok Hwakyun 和 Kim Jae-seop 出席了高峰會的問答環節。他們提到基本收入已經成為韓國的主流話題。
「最大的變化是現在每個人都知道基本收入。我希望韓國能夠成為第一個實施 UBI 的國家」Mok 說。
著名的美國活動家 Scott Santens 在會議的採訪，他討論了美國大規模的 COVID 救濟計畫的成功和失敗。在美國已經出現的最大變化之一是兒童稅收抵免，Santens 表示，他相信這將使更多人會支持全民基本收入。
「我充滿希望，尤其是每月的兒童稅收抵免將真正改變這裡的情況，並有助於為美國建立真正的 UBI」Santens 說。
台灣陽明大學黃嵩立教授討論了全民基本服務與基本收入之間的爭論。他的結論是，基本服務沒有提供與基本收入相同的個人自由。
UBI Taiwan 理事長羅泰（Tyler Prochazka ）評估了台灣的 COVID 救濟響應，並指出了台灣救濟的不足和複雜性。
今年 5 月，當地爆發導致台灣在疫情期間首次進入三級。台灣正在經歷一個奇怪的矛盾，儘管其他行業被封鎖，但其強勁的出口產業推動了台灣創紀錄的經濟增長。與此同時，封鎖令台灣員工經歷了數十年來最糟糕的經濟狀況，尤其是服務業。
由於封鎖，一半台灣人的工資減少了 10% 至 50%，且 74% 的人表示工資有所減少。與此同時，41% 的台灣人表示他們認為政府的 COVID 救濟計畫沒有提供任何幫助。救濟計畫的一些問題是，它依賴大量文件來證明個人的情況。比如說，如果家人的銀行裡有太多錢，也可能排除申請人。
例如，台灣在封鎖期間失業人數達到 57 萬人，低於正常工作時間的人數達到近 100 萬人。然而，6 月份的失業救濟人數僅增加了 2 萬人，不到同期真正失業人數增加的四分之一。
台灣的二級封鎖已延長至 9 月 6 日，這對企業的運營方式施加了不同程度的限制，並完全關閉了某些企業，例如某些娛樂場所。即使大部分地區恢復正常，但在可預見的未來，許多企業的運營可能會繼續受到限制，需求也會減少。
儘管台灣是幾十年來最糟糕的就業形勢之一，但今年政府僅將其年度 GDP 的 6% 用於 COVID 救濟計畫。與日本和美國將其國內生產總值的 16% 至 30% 用於 COVID 救濟相比，台灣作為發達經濟體對其公民的幫助要少得多。
台灣執政黨民進黨正準備推出另一輪價值 5,000 新台幣（180 美元）的振興券。由於與 COVID 救濟計畫相關的嚴格條件，對於許多台灣家庭來說，通用振興券是政府 COVID 響應中最容易獲得的幫助。台灣在野黨現在大力推動為大多數台灣人發放現金而不是券，並利用行政儲蓄為貧困家庭提供額外的現金補助。
「台灣執政黨表示，他們希望與所有台灣人『分享經濟增長』，不過分享經濟增長的真正方式是無條件基本收入」羅泰說。
Original English Article here.
Translation: Tyler Prochazka & Pandora Lai
by Karl Widerquist | Aug 16, 2021 | Chinese
如果关于普遍基本收入（UBI）的公开辩论要从世界各地发生的许多UBI实验中受益，那么参与辩论的记者、决策者和公民需要了解UBI实验可以做什么，更重要的是，它们不能做什么。UBI的实验可以让我们对UBI的一些影响增加了解，但它们似乎并不能达到许多记者、公民和决策者所期望的效果。2016年12月份,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完美地解释了普遍的对UBI的过分期望，标题刊登为：“2017年，我们将明确基本收入是否有意义”。尽管我们想通过UBI试验明确测试出其功效，但试验并不能得出某种决定性的信息，来影响绝大多数人支持或反对UBI的决策。
社会科学实验并不像医学实验。例如，一次疫苗试验，可以直截了当地回答几乎每个人根本关切的问题：疫苗是否安全并行之有效？研究者可以通过选择试验对象群体（1000个人接种疫苗，对照组1000个人接种对照剂）进行随机对照试验(RCT)。他们观察两个群体来确定实验组感染疾病的几率是否更低，是否更容易出现并发症。疫苗实验并不是完美的试验。随机对照试验在确定疫苗在长期范围内对于各年龄段的人群，和对于有复杂风险因素的人群是否安全有效上有一定困难，但一次随机对照试验报告的对照组和试验组的区别给人们提供了他们所关切的根本问题的有用并相对直接的信息。如果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比较表明一种疫苗既安全又有效，人们就应该使用它，如果比较说明疫苗不安全或者有效性低，人们就不会使用。如果有明确理由证明试验结果不可靠，那么研究者应该进行更多的试验。
我们可以对实验组进行一段时间的UBI试验并且和对照组比较他们的行为和生活结果。但是这种比较并不像疫苗试验那样，就是完完全全对UBI的试验。如果UBI试验并算不上试验，那它是什么呢？它是一种间接性的，并且总是带有不确定性的方法，提升我们对于UBI的特定方面而不是其他方面的了解。UBI试验不是像疫苗试验那样具有决定性。UBI试验不可能像疫苗试验那样具有决定性，因为它们对全面实施的国家UBI计划的长期效果的评价要远远低于疫苗试验对全面实施的国家疫苗计划的长期效果的评价，而且因为即便RCT结果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关于一个全国性的UBI项目的某种有意义的信息，伦理上的分歧也会影响我们对其效果的评估。
不像疫苗那样，UBI有许多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和国家市场以及非市场环境中人们彼此交流的方式。随机选择的一个工人接受UBI，其行为上的变化可能与1亿接受UBI工人的变化很不相同。雇主对于这两者的反应变化也非常不同。实验性UBI对一个随机选择的三年制UBI中的一个五岁儿童的教育效果可能与在一个国家中对500万五岁儿童全面实施UBI的教育效果大不相同，因为UBI将在他们的整个学校生涯中发挥作用。
我们想对UBI了解的事情相较于疫苗来说，要复杂且难以观察得多。一旦受益人和其他人对UBI和其他人的反应与他们的行为互动，UBI会给他们的收入增加多少？而这又会给受益人增加多少福利？根据什么样的福利衡量标准？受益人对UBI反应使其更加昂贵吗？还是以政策制定者想要的或是不想要的方式作出反应？这些因素在评定UBI中的相对伦理重要性又如何计算？
伦理上的分歧会影响我们对于几乎所有UBI效果的评价。例如，如果实验组相比于对照组工作更少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这使处于不利条件的人去追求更好的薪资，去要求更好的工作条件，去追求更好的教育，或者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或者是一件坏事，因为这使他们违反一些原则：并不富有的人一定要尽可能多的工作？经验主义的结论总是易于歪曲和滥用，如果人们使用它们不是为了帮助完善思想而是作为支持他们对于此类问题固有观念的武器。
UBI试验会对部分效应产生更好或者更量化的信息。这一无关紧要的事实使得实验容易受到街灯效应的影响，从而引起人们对更容易回答但不太重要的问题的关注，而忽视了更难回答但更重要的问题。例如，与那些在食物、住房和其他经济不安全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相比，那些成长在因为国家UBI而永远不会面临食物或住房不安全家庭的新生儿童是否倾向于成长为更健康、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幸福、更有生产力和更亲社会的成年人。
RCT 可以回答对照组是否比实验组工作时间更长的问题，但他们无法回答雇主是否会通过提供更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来响应全国 UBI，以及这些工作场所的改善是否会部分扭转最初的在劳动时间方面的下降趋势。像一个明灯，UBI 实验将把每个人的注意力——即使是最理性、最有见识的研究人员——吸引到通过对照组和实验组之间的比较产生的可量化数字上，远离更重要但难以回答的问题。
出现这样的情况，部分是因为 UBI 影响的复杂性，部分是因为伦理上的分歧，UBI 不适合用类似于疫苗是否安全有效的简单的底线问题去决策。在医学意义上，UBI既安全又有效。 UBI 将提高净受益人的收入，而无需让他们承担任何工作义务或证明他们有需要，并且不会使他们患上荨麻疹或出现任何其他医疗并发症。关于 UBI 的主要分歧不在于未知数，而在于其众所周知的影响的伦理价值：无论低收入人群是否工作，政府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的政策是对还是错？人们根据他们对这个道德问题的回答，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下定决心（做决策）都是合理的。
UBI 是否可以显著提高净受益人的收入（无论他们是否工作）这一问题几乎没有任何实证调查，因为有压倒性的证据证明其能，且几乎没有异议；分歧在于是否应该这样做。对 UBI 影响的实证研究几乎无法解决基本的道德分歧。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X 美元的 UBI 是否可持续，但对于 X 的大多数相关水平，这个问题是毫无疑问的，并且答案只会对支持 X 美元 UBI 的人群具有决定性。 UBI 的反对者和怀疑者基本上并不是因为认为提议的水平是不可持续的，否则政治辩论中的人都会是UBI的支持者，只是对金额的高低有分歧而已。
上述问题使研究人员无法制定类似于疫苗是否安全有效的底线问题，也无法对具有不同道德立场的人感兴趣的任何底线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所涉及的许多权衡的伦理评估，甚至是某些影响是否应该被视为积极或消极的问题，都在旁观者关注的范畴内。
既然如此，为什么人们还要进行 UBI 实验呢？人们进行 UBI 实验的部分原因是出于战略政治原因，因为即使存在所有这些困难，更多的知识总比更少的好。并不是每个人都对 UBI 有强烈的看法，而有强烈看法的理性人仍然愿意根据新知识改变他们对 UBI 或某些方面的看法。
但信息不是知识。只有当人们理解它及其相关性时，更多的信息才能产生更好的知识。进行实验的研究人员没有能力消除上述讨论的所有潜在误解。研究人员接受过进行实验并将他们的发现报告给其他专家的培训。就研究人员向非专业人士展示他们的发现而言，通常是为了帮助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理解研究。
这就是随机控制实验，这是一个对照组；这是一个实验组；这些是控制组和实验组之间的测量差异。研究人员添加一堆关于这种比较的有限相关性的警告会令外行呆住。随着警告越来越长，记者、政策制定者和公民更有可能直接跳到数字上。对这些警告的充分理解可能会让人们对实验结果表明完全实施的长期全国性UBI 计划的实际市场影响如此之少感到失望。
研究人员可以将他们的实验结果与其他来源的证据结合起来，并使用模拟模型等工具将对照组和实验组之间的差异转化为对实际市场结果的估计。他们可以将这些结果与更多数据和模型结合起来，将市场结果的估计与具有不同道德立场的人关切的各种底线问题的估计答案联系起来。但这将涉及在 UBI 实验之外进行更多的非实验性研究。他们的结果将更多地由这些模型的假设和其他证据来源驱动，而不是由他们正在报告的实验的实际发现驱动。
我最近的书《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和公民基本收入实验的批判性分析》探讨了进行和报告 UBI 实验结果的难度，以通过UBI实验帮助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和公民尽可能多地获得有用的知识。 [3] 本文试图总结该书中的一些最重要的论点。
这本书讨论了几乎任何UBI实验都必须处理的几个一般性问题：社区效应、长期效应、观察者效应、路灯效应、分离所研究项目的大小和类型的影响的困难、在大多数情况下测试真正的UBI的不可行性，以及使用收入状况审查项目作为UBI的实验近似所产生的问题。[4]
尽管这本书没有在人们是否应该进行UBI实验问题上表明立场，但它讨论了进行实验的科学和战略原因，以及过去为实现目标而进行的实验记录。几乎所有的实验都成功地收集到了有用的信息。但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能成功地加深公众对UBI的了解。例如，上世纪70年代进行的实验被严重误解，他们的发现经常被有意或无意地用来误导公众。[5]从UBI支持者的角度来看，一些实验在推进UBI运动方面取得了战略成功，而另一些则没有。可以说，上世纪70年代的实验对当时的UBI运动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在今天产生了积极影响。大约10年前在纳米比亚和印度进行的实验似乎对推行世界范围的UBI运动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最近实验的效果还有待观察。[6]
本书的目的不是批评当代的实验，而是为委托、设计、施行、报道和阅读的人提供一些有用的分析。为了从实验中得到最大的收获，所有人都需要知道，在相关的政治背景下，讨论UBI效应的哪些问题是重要的，哪些问题是由实验回答的，最重要的是，实验结果表明了什么和没表明了什么。作为实验的实施者和报道者，研究人员和记者需要了解他们的发现是如何被误解和误用的，从而让实验发现在当今的争论中变得有意义。[7]
这本书讨论了令人惊讶的复杂的政治经济学，它引发的UBI实验更多是对希望立即引入UBI的运动的反应，而不是对UBI进行尝试的反应。对于UBI运动来说，UBI实验是一个有风险的策略，但只要UBI仍然是一个政治上的高风险项目，实验就有可能缩短它的进程。
任何人在决定进行UBI实验之前都应该意识到事物的内在复杂性以及相关人员背景知识的差异。 因此，他们也应该意识到，实验结果容易被误解和误用，他们需要制定战略，尽可能增加理解，减少误用。
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这本书能做的就是尝试提出这样的战略方法。我们可以按照如下方法操作。把实验看作是回答评估UBI作为政策议程所需问题的一小部分努力。仅用自己的术语和一些限制警告来解释实验是不够的（什么是随机对照试验；什么是对照组；什么是实验组等）。实验不必与其他研究工作一起进行，以回答有关UBI的所有问题，但单独进行的实验对UBI作为一项政策所能提供的信息极其有限。实验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对这一更大努力的微小贡献。为了让非专业人士理解这一点，需要有人帮助他们理解实验方法的局限性，以及将实验结果与他们真正想知道的关于全面实施的UBI计划的事情联系起来所需的额外证据。[9]
除去其他的更具体的建议，该书还强调了四种广泛的策略，以帮助实验启发关于UBI的讨论。
1.从公开讨论到落地实践到继续前进的追溯工作。任何委托、进行或撰写实验的人都应该尊重关于UBI的国家或地区性讨论。找出人们最想知道的事情。设计一项研究，尽可能地针对那些对讨论很重要的问题，着重关注实验是否能够提供相关证据的程度，以及非实验数据和模型可以提供帮助的程度。[10]
2.关注UBI的主要影响而不是副作用。街灯效应使得过去的实验更加关注可量化的副作用上，比如以牺牲更重要但更难以量化的问题为代价去关注劳动力和成本，而忽视了UBI是否对支持者们预测的人民长期福祉有积极影响。[11]
3.关注底线。尽管公众讨论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差异很大，而且不是每个人都同意任何一个底线，但对问题答案的渴望是无处不在的。因此，实验报告必须说明具有不同伦理立场的人们如何利用研究结果对UBI作为一项长期的国家政策进行全面评估。实验本身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来回答一个底线问题，但研究人员可以将他们的所有发现与之联系起来。公民和政策制定者通常需要大量的帮助才能有意义地理解这种关系。[12]
4.解决伦理争议。研究人员无法解决关于UBI伦理评估的争议，他们也不应该尝试解决。但倘若他们忽视了这一点，反而对公众造成伤害。他们可以通过认识到这些争议，并解释这些发现对那些持有不同道德立场的人意味着什么来更好地避免混乱颠倒，这在当地和国际上经常出现。[13]
全面实施的全国UBI的总体成本效益可能是最接近底线的问题，与有关伦理分歧各方的人有关，但任何不同利益者关注的具体底线问题也是重要的。[14]这本书讨论了支持者和反对者提出的主张，并试图确定关于这些主张的可验证的实证问题。几个不应被忽视的经验主义主张无法在实验规模上进行检验。关于这些主张的证据必须来自其他来源，这些来源必须与实验证据相结合，将任何实验发现与任何相关的底线问题联系起来。[15]
虽然实验本身不能决定性地回答关于全国UBI的任何问题，但这本书确认了许多关于UBI实验可以部分检验、间接检验和/或非决定性检验的说法。它讨论了这些局限性对进行研究和交流其结果的影响。[16]这本书没有对UBI实验是否应该或不应该进行的问题采取立场。这个答案取决于当地政治环境的特殊性。问题不在于是否要做实验。现在全世界都在进行实验。问题是如何从他们身上学到最多的东西。[17]
本书最后讨论了如何在认识到这些主张在UBI讨论的政治经济学中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从实验结果走向公众讨论。因此，它们可以被解释为克服沟通障碍，减少误解和误用实验结果相关的问题。[18]
我希望我能说这个策略完全解决了问题，但那是不可能的。社会科学实验是一种非常有限的工具，其含义本身就很难理解。将实验作为回答所有关于UBI的重要实证问题的更广泛努力的一个小而不完整的部分，这种努力将会有所帮助，但不会消除误解。[19]
在如此复杂的问题和如此复杂的证据的讨论中，人们之间总是存在着理解的鸿沟。如果一个非专业人士学会了专业人士所知道的一切，他们就会成为专业人士。但实验和交流总是可以改进的。我希望这本书、这篇总结文章和这期特刊能对这种努力做出一点贡献。
[1]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and draws heavily on the book, A Critical Analysis of Basic Income Experiments for Researchers, Policymakers, and Citizens, Karl Widerquist,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I summarized that book very differently in the article, “The Devil’s in the Caveats: A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Difficulties of Basic Income Experiments,” Karl Widerquist, CESifo Forum 19 (3), September 2018, 30-35.
[2] Jamie Condliffe, “In 2017, We Will Find out If a Basic Income Makes Sense,” MIT Technology Review, December 19 2016.
[3] Widerquist，基本收入实验的批判性分析
[4] 威德奎斯特，⟪关于基本收入实验的批判性分析⟫ 第 19-42页.
[5] 卡尔 威德奎斯特，2005.“沟通的失败：我们能从负所得税实验中学到什么（如果有的话）“《社会经济学杂志》34（1）：49–81；威德奎斯特，《基本收入实验的批判性分析》, 第43-56页.
[6]威德奎斯特，⟪关于基本收入实验的批判性分析⟫，第57-70页.
[7] 同上。 第77-92页.
[8] 同上。 第71-76页.
[9] 同上。 第11页.
[10]同上，第11页。
[11]同上，第12页。
[12]同上，第12页。
[13]同上，第12页。
[14]同上，第93-98页。
[15]同上，第99-114页。
[16]同上，第115-130页。
[17]同上，第141-144页。
[18]同上，第145-150页。
[19]同上，第12页。
Thank you to Chunzhuo Zhang (Joey), Fang Yuan (Sherry), Xianwen Huang (Amanda) and Qihao Liang (Qihao) for this translation into Chinese.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English can be found here.
by Tyler Prochazka | Aug 9, 2021 | Chinese
羅泰 | 2020年9月15日 | 观点
当前动荡的时代背景下，关于城市应该如何适应快速变化的经济和技术發展 这一问题出现了激烈的争论。智慧城市之教育專題系列活動(Smart City Education Inside) 邀请了两位专家讨论现金转移政策 的前景，以加强城市的永續性 ，并为学生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
智慧城市在线之教育專題系列活動 是資策會數位教育研究所 (Digital Education Institute, III)和人才流通联盟(Talent Circulation Alliance)的联合專案项目。在台湾經濟部工業局 的協助 下，该專案 为那些对教育科技、 永續学习和 永續社会发展感兴趣的人举办了一系列的专题讨论和主题演讲活动。
周二(8月11日)，曾任职两届 芝加哥市議員 ， 第一位当选伊利诺伊州重要职位的亚裔和印第安裔美国人阿梅亚·帕瓦尔先生 的演讲“尊严、体面和机构:以全民基本收入為 例”。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以及几十年来偏向 企业財團和 银行而非工薪阶层的政策，都成为使其 轉向全民基本收入(UBI)概念 的原因。
帕瓦尔认为，美國社会在 各个方面都遭受 对贫困的忽视而導致的衝擊 ， 無論是国家和地方两个维度都有必要將心力投資在弭平貧富差距上 。
帕瓦尔问道:“是什么导致我们相信，如果我們給人們生活一點幫助，人们会做错事或坏事或做更少的事 ， ?” 他说: “为了实现永續 发展，人们需要先有内建 的适应力 。”
对于现金资助可能会让人们 不愿意工作的观点，帕瓦尔说，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给人们钱并不能改变人们想要希望自己有生產力，有貢獻 ; 在這之上，它给了人们對生活更多的选择和 喘息空间。”
在周四(8月13日)，我们邀请到RSA未来工作中心的 營運規劃駐點創業家希尔·克莱恩先生分享他的演讲“数位 时代的儿童中心導向发展”。
克莱恩认为，随着服务和 科技成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一 部分人口被落下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們需要一个更现代化和更健全的社会保障网络来帮助人们适应这种快速的技术变革。當 政府对低收入家庭如何使用公共福利 有著諸多限制的同時， 卻以大幅度 税收减免的形式给其他人们提供资金。这些不平等的條件 表明了对一些人的信任和对另一些人的不信任。事实上， 在無條件的情況下，特別是全民 的，現金轉移政策 更容易管理
由于儿童是克莱恩研究的一个重要焦点，他认为对儿童缺乏投资不仅会影響 他们的人生展望 ， 更會影響整个社会潜在的未來经济增长 。他分享 普遍儿童储蓄账户、婴儿债券和基本收入的例子， 展現了它们將如何使儿童受益，他认为这些才是在数位 时代 投資所有儿童的未來的主要方法。
Translation into Chinese by Qihao Liang.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English can be found here.
by Guest Contributor | Aug 9, 2021 | Chinese
全民基本收入(UBI)旨在提供 家計保障及解决失业问题，它在非洲是 不可或缺的， 隨著新冠疫情的爆發让许多人丢 了工作，而UBI或許本可以 防止他们陷入贫困之中。
全民基本收入是指由政府担保的，无条件的现金转移。接受人无论是否有收入都有权获得这笔钱。全民基本收入无需缴税，接受者可以用来 花在他们任何需要上。政府没有义务跟进这笔款项的使用情况。
目前暂没有非洲国家正式实行全民基本收入 ，但有相关的方案可以 向该政策 过渡。一些非洲国家，例如肯尼亚，乌干达和纳米比亚都有进行过试验。且试验结果向好，那么非洲的人 们能从 全民基本收入實施 中得到什么好处呢？
通过增加收入来消除贫困
通过在非洲实行全民基本收入，受惠者的财務 状况可以得到改善，他们會从低收入者成了中等收入者， 也将有更多的可支配所得 来满足他们的需要。
正值许多人因新冠疫情而失去工作之际，这无疑是雪中送炭的。基本收入将给家庭提供经济支持 ，防止他们陷入贫窮的困境 。
使儿童受教育之路更加平坦
有了基本收入的保障，孩子们可以接受教育，不必同時为了支援家計 而工作。贫穷导致了不断攀升的辍学率也 進而提高早婚率。为了替家中赚取额外的收入，孩子们不得不辍学去做一些散工。当他们失去这些工作时，他们只能通过早早结婚，从另外一半那里获得慰藉和经济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的实行能让孩子们不用再为了养家糊口而辍学，从而消除早婚现象。孩子们可以接受教育，过上体面的生活。
鼓励创业及增加就业岗位
通过全民基本收入，人们将获得更多的可支配所得 ，这样他们就比較有能力 承擔 创业風險。
在创收之前，创业需要一些资本和足够的资金。基本收入可以直接用于初创企业，因为政府不會 跟进其使用情况。
基本收入的好處 是讓人们可以勇於 创业，从而创造就业机会。公司还将會通过公司税和所得税来促進 经济發展。
增进身心健康
基本收入能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增进人的身心健康。缺少可支配所得 來满足基本需要 会导致压力和抑郁， 陷入令人悲觀的生活條件之中，人们 更有可能买不起医疗保险。
跟政府提供的免费医疗和教育一样，非洲各國政府投资 全民基本收入將能保障他們 公民的家庭生計 。有了這份可支配所得 ，受惠人就能获得医疗保险，过上体面的生活。
「 直接给予 」组织 (GiveDirectly Organization)在肯尼亚的63个村庄开展了一项研究，为每个成年人每天提供0.75美元。研究结果显示，受助者在日常消费和幸福感方面均有所改善。他们也增加了 用于飼養牲畜和 家居改善的费用。
財務金融和社会的包容性
非洲的社会性包容问题十分严重。缺乏基本收入會导致了很多问题，像社会边缘化，妨碍人们获得诸如保险、银行服务和科技產品 ，例如手机等现代服务。
全民基本收入将通过协助人们获得现代服务来 缓解社会边缘化問題。
例如，政府可以通过银行或移动转账来汇出基本收入。这样，人们就会开银行账户和买手机。如此一来，社會边缘 的人們就可以獲得 现代服务。
缩小贫富鸿沟
全民基本收入的集资路径之一就是税收。通过对高收入者征所得税 ， 可以实现对财富的公平分配和缩小贫困鸿沟的目标。非洲在各大陆中 贫富鸿沟问题是非常突出的。一些技术含量低的工人几乎没有涨工资的可能，这使得他们在通膨之下陷入了停滞的贫困当中。政府可以利用全民 基本收入这一政策去对高收入者征税，将 收益重新分配给低收入者。
家庭凝聚力和稳定性
由于 煩惱家計和 抑郁的氛围，许多非洲国家的家庭暴力非常普遍。由於缺乏稳定的收入，遭受家庭暴力的 人們无法能离开他们的配偶 。如果这些人能够获得基本收入，他们才有選擇離開的自主權 。
另外，如果收入得到保障，抑郁 和压力 可以被消除，家庭暴力也 隨之减少 。
在肯尼亚等许多非洲国家，父母为了廉价劳动力和晚年的保障而生下许多孩子。如果有固定收入的保证，父母就不需要生 很多孩子以求這些小孩在他們老年时抚养他们。
如何为非洲的全民收入基本收入提供 財源
通过税收和一些巧思 ，非洲政府有很多 方式可以为全民基本收入提供 財源。下列提供幾種可能性:
削减政府开支
削减政府开支可以为支付基本收入留住 一些钱。
非洲各国政府可以减少对创收国有企业的投资，它们产生的部分收益可以直接用于基本收入计划。此外 政府机构的大部分经常性支出皆可以暫緩。
累進稅制
政府可以通过对高收入者征收更多的税来支持基本收入计划。该举措也 将缩小贫富差距，比如，政府可以在固定资产净值之上增收奢侈品税和财富税。
提高公司税及减少领导人财务收益
非洲各政府可以提高百分之三 的公司税用于全民基本收入。另外，政府可以削减政客们的福利，这些都能重新分配到基本收入中，使接受者受惠。
結語 非洲各政府应当为 其公民投资基本收入计划。基本收入就像對医疗和教育等社會福利 一样重要，都是为了共同的福祉，社会凝聚力和生产力。另外， 提供基本的必需品，像食物，容身处和衣物，公民才 能过上体面的生活。最后，基本收入会促进心理健康发展。贫困和社会不公的環境 有害於心理健康， 進而造成相关的疾病。
Translation into Chinese by Xianwen Huang.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English can be found here.
by Gabriela Cabana | Aug 9, 2021 | Chinese
近几十年来，智利 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分化 在無聲之中迅速加深。复苏乡村世界作为充实而有尊严的生活空间 已经被推迟了太久。自土地改革以来，智利一直没有任何项目可以使农村摆脱 作为国家“后院”的悲慘宿命 ——以 出口為导向的商業化农业 、負責能源生产甚至是 接收来自城市的垃圾 。
非城市地区 对面臨巨大挑战的 这个时代有很大的可能性 ：居住在这些地区的人們了解如何照顾這些地方 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他们免於 過度開發 ，并 致力于发展粮食的自給自足計畫 。
但所有这一切只有在最低水平的经济保證 下才有可能。例如， 打破 智利 南部海岸對 商業化农业或相關產業 的依赖，這些產業与鲑鱼养殖一样有害。这种破壞性的模式扰乱了以前鮮少受 金钱影響的人群 陷入了不稳定和危险的工作形式中。全民基本收入可能是加强农村居民的地位和可能性的第一步，使其他 自我追求成为现实。
在這種長期以來虧待農村，且急需轉型方案的情況下，可行的方法是全民 基本收入 优先在农村 比例高的省份或地区推出。这将允许我們尽早能夠评估该政策在振兴 许多 已經 萧条的 地方经济的效果 ，鼓励那些 因为家計 而離開世代生活的土地 的人們返回农村，同时他们也仍然拥有使城外生活变得更有意义的資源 、可能性和愿景 。
这将是使生态友善和小规模农业旅游、非破壞性 放牧或因不符合农产品出口模式而被拋棄 的谷物、水果或蔬菜的种植等活动的繁荣和恢复的机会， 这些同時都能加强和丰富 我们的 生態與食物遗产。它还可以通过增加像是该国南部森林种植 等不同商品的耕地面积来阻止森林砍伐 。简而言之，它可以打破為了 日常收入（通常非常低）的紧迫性而破坏了智利大部分领土的社会生态基础的恶性循环。
對現代的人們來說，社会正在进入最重要的生态转型时期，而其中最關鍵的是 一个具有生態韌性 的乡村 。如果居住在这些处于危机中的领土的人有 收入保证，就可以更好地应对 如同日益严重的干旱和沙漠化 等環境 挑战。
一言以蔽之，就算不以 城市为中心的视角， 在智利建立基本收入的潜在积极影响也只會更加明显且有理有據，其实施也更加紧迫。
Translation into Chinese by Fang Yuan.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English can be found here.
